2019年8月12日，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育大家顾明远先生在《中国教育报》上提出：“人工智能+”正在引起教育的一场革命！他说：这场革命将改变着教育的生态、教育的环境、教育的方式、教育的管理模式，以及师生关系等等。因而，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这一场革命的诉求，是当前教育工作者乃至老年大学教育工作者所必然要遇到的重要挑战。
这一场“人工智能”所引起的教育革命，最主要的标志是“改变教育方式，要从教师的‘教’转变到学生的‘学’”！这就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的认知。须知，人类自从昌明了教育，“教”的思想便一统天下、贯穿始终，不管是过去的私塾、书院，还是现在的学校、课堂，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工作者殚精竭虑地投身于“教”的对象、学问、意义、技巧和艺术的寻求与思考之中，而美国教育学者亨德森于1913年在《教育百科全书》中就更是直白地承认：“教育学（Pedagogy）通常被理解为‘教’的科学和艺术。”现在这个智能时代提出来要作出改变：这个改变就从“教”开始，因为“教”的主体是学生的“学”——既颠覆了传统，也颠覆了传统教育学。
这一来，教师就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改变单向传授知识的方式。学生通过自我学习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自己去探索，或者与同伴合作，互相探讨。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帮助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并设计出科学的、合适的学习方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还可以作为教师的有力助手——帮助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帮助教师批改作业，替代教师一些机械式的劳动，以减轻教师的负担，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接触、沟通。
其实，早在世界文明的黎明时分，我们的老子（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就已经在关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问题，并且提出“不教之教”的大预案了。其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古中国的孔子庄子孟子以及后世的卢梭、孟德斯鸠、苏霍姆林斯基、蔡元培、陶行知等人也都齐齐发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教之教”的思想传统，而且还被时人推崇为“教育的最高境界”。这很自然，事物总有其正反而交互的两面，有“教之教”就必然还有“不教之教”，“不教之教”思想与“教之教”思想正好相伴相生！尽管如此，由于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大家认准了“教”之唯一性，乃至将教育学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研究“教”的学问，而让“不教”的思想资源始终冷藏在冰窖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发现，当下发生的一场数字技术对传统学校教育改革的趋向与重构，一种惠及包括老年人在内所有人的、更加开放更加多样的教育模式正在萌芽：它贯彻学习者本位的新理念，强调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可选择性，体现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与默契，追求更加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和种类，以适应个人发展的独特性——“不教之教”的思想传统就正契合此一伟大时代的需要，契合老年教育老年大学老年人的需要。正如日前国务院刚颁布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的，要根据老年人的学习基础、习惯和特点，改变部分老年教育机构的单一教学模式，鼓励老年人自主学习，“加强数字化学习资源跨区域、跨部门共建共享，开展对现有老年教育课程的数字化改造，开发适合老年人远程学习的数字化资源。通过互联网、数字电视等渠道，加强优质老年学习资源对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辐射。推动信息技术融入老年教育教学全过程，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支持老年人网上学习，以运用信息化手段，为老年人提供导学服务、个性化学习推荐等学习支持。”这就开创了中国特色老年教育发展的新格局——要老年人自主学习，就必然要让老年大学教育来一番浩大的甚至是颠覆式的改变乃至革命。
前不久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教育中的人的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也提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支持包容和无处不在的学习访问，有助于确保提供公平和包容性的教育机会，促进个性化学习，并提升学习成果。”
对此，“颠覆式创新之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an Christensen，1958―）早就有所预见：“‘互联网+’时代正在发生一场教育的颠覆性创新，这个颠覆性创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电脑为基础的学习，这个阶段的颠覆性创新是‘由教师讲授为主转向以软件学习为主’；第二阶段是以学生为中心的颠覆性创新学习，这个阶段‘以学生为中心’的技术相对于‘个人导师’又是一种颠覆。”
这样，一个崭新的“不教之教”的老年大学正步入人们视野……
一、不教之教，方为至教
有学者论“不教之教”，颇为精辟，曰：“教师之道不是训诫，不是传授，当然更不是灌输——而是点拨与点化。‘拨去’规训的遮蔽，‘化解’世俗的蒙昧，开悟人生的智慧。‘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的哲学可说是人类的最高智慧。”
“不教之教”以老子（生卒年不详）的论述最为透彻，在《老子》第二章里他这样说：“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此圣人用无为的观点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那就把“不教之教”推崇至圣人之教了。老子事业的继承者、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子（约前369―前286）起而响应，他在《知北游》篇里也说：“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懂得的不说，说的并不懂得，所以圣人实行无言的教化。）他随后更用实例证明之，在《德充符》篇里他写道：“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孔子的学生常季问孔子：“王骀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跟他学的人和先生你在鲁国的相当。他站着不能给人以教诲，坐着不能议论大事：可跟他学的人却是空虚而来，满载而归呀。难道真有不用言语的教导，无形感化而达到潜移默化的功效吗？”）他在《天下》篇中再举一例，曰：“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田骈也是这样子啊，他跟随彭蒙学习，得到的是一种不教之教。）这“得不教焉”之“不教”应该是“不教之教”的最早界定。其后在《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君守》也有阐发：“故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所以说，广漠的上天虽然无形，可是万物靠它生成；最细微的精气虽然无所作为，可是万物靠它化育；非常圣明的人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员都拿出全部才能。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不说话的诏告。）西汉著有《老子指归》的严遵更称“不教之教，教之宗也！”将“不教之教”思想不仅举至至为崇高位置，还特意强调——“不教”乃是教育的本源。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及儒家创始者孔子（前551―前479）的教育思想里虽然以“教”为主，却也觉得“不教”对学生来说更为受用。他在《论语·述而》中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到他想明白而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岀而说不岀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告诉他四个角落中的一个角落，他却不能推想出其他三个角落，我就不再教他了。）孔子的“不教之教”，先强调的是“不教”的适时开导与启发。更进一步强调达不到什么程度（比如“举一反三”），就真的“不教”了。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约前372―前283）在《离娄章句下》里这样写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子求学问必须依循正确的方法以求得极深的境界，学问精到且能灵活运用，这说明自己已得学问的本原。得了本原则处之安然，处之安然则能积蓄深厚；积蓄深厚，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去求得学问本原。）“不教之教”可能正是人们要自觉地去求得的——学问本原。
《金刚经》是一部超越宗教大智慧的佛教经典，那里面也彰显“不教之教”的伟大思想。在《化无所化分之第二十五》章里这样记载着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Sakyamuni，约前563―前484）与他弟子一段有趣的对话：“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据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阐释，“度”与“化”——就是教育，感化人。佛说：你们千万不要讲佛说过这个话：我要去度化天下众生！须菩提啊，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啦，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实实在在没有一个众生需要佛来度化的！因此你要成佛，只好自己拿出信心来，自修自度，自性自度。也就是说，佛陀“不教”，你自己下决心：自己修炼自己教育自己。
近现代中国的教育界虽然让“教”充任主流教育思想，却还是有众多的大教育家在倡导施行“不教”。此中近代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和近代作家、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的主张最为直截了当：“教，是为了不教。”“凡为教，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简直就是两篇“不教”的宣言！而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所说“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是可以的，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就完全是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现代重构了。
当代著名思想家、“非学校化社会”理论创始人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1926―）在《非学校化社会》一书中设想的非学校化社会的理想教育形式是教育网络，这其实就是在倡导“不教”的教育学——教育网络给每个人创造一种将生活的时间转变成一种学习、一种关心、一种分享和一种参与的教育机会。教育网络意味着鼓励人们参与到社会的各种活动之中，争取各种教育机会。在非学校化的教育中，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在各种网络中获得教育，社会是开放的，并且发挥着教育的作用。任何人通过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教育的根本变革就是让社会成为教育的许多层次的网络。
捷克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奠基人扬·阿姆斯·夸美纽斯（Comenius，johann Amos，1592―1670）在谈到自己的教学理想时说：“要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却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教育家杰罗姆·西摩·布鲁纳（Jelome Seymour Bruner，1915―）的“不教”思想也很精辟：“教一门学科，不是建造一座图书馆，而是要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参与到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去。”
在人类的教育史上，“教”与“不教”出现的孰迟孰早至今还没有谁能够弄清楚，只有美国文化学者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J.Adler，1902―2001）提出：“不教”要先于“教”。理由是“发现型学习”先于“指导型学习”，而“不教”属于发现型，“教”属于指导型——因为如果传授某种知识的教师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而后者又是从别的教师那儿学到的，这种情形不可能无限度地依此追溯下去。在某些领域，我们必须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而有些人则可能要靠自己的发现来学习，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不教”的发现型学习是基本的学习类型，而“教”的指导型学习却是次要的学习类型。
在中国古代最早也是世界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及教学问题的论著《礼记·学记》中是这样善喻“不教”的：“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所以君子的教育是晓喻学生，是引导而不强迫，激励而不压抑，启发而不包办到底。引导而不强迫，师生关系就亲近融洽；激励而不压抑，学生就感到轻松自如；启发而不包办到底，学生就会自己去思考。能够做到师生关系亲近融洽、学生学习轻松自如，并且能深入去思考，这就可以称之为善于晓喻学生了。）这真是“不教”的真知灼见。
二、不教之教，“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
虽然，“不教之教”被古今中外的大学者们视之为“至教”“教之宗”，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第一，所谓的“教”与“不教”，都是现存教育方式的一体两面，会时而“教”中有“不教”，时而“不教”中有“教”。第二，“教”与“不教”不可各走极端，互相对立，而是应该让它们共生互补。第三，“不教”在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段里被“教”所忽视与遮蔽，但是是金子就会发光，对“不教”思想来一番认真的审视与探寻，说不定正是当前教育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第四，“不教”的理想在进入“人工智能+”或数字技术时代时，将会给教育事业乃至老年教育事业带来一场革命乃至一个颠覆性的创新。
现在，契机来了。不管你情不情愿，老年大学教育都将被“人工智能+”裹挟着跨入这个“不教之教”的伟大时代。一如美国互联网专家阿兰·柯林斯（Allann Collins）和理查德·哈尔弗森（Richard Halverson）在《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中所预测的：目前信息时代教育的重心“正在从教学转移到学习，从课堂教习转移到数字技术的创造性寻求。”这两个“转移到”其实质就都是“教”向“不教”的转移。经过多年酝酿逐渐发展成为这样的一种基础性技术，这就为实现“不教”理想的上述两个“转移到”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当下的教育乃至老年教育事业又正需要数字技术来推行这两个“转移到”的改革和重构：
这两个“转移到”与克里斯坦森所说的两个“转向”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由教师讲授为主转向以软件学习为主”和“以导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但这都是教育史乃至老年教育史上的一次颠覆，一次“教”向“不教”的一次颠覆。经过颠覆创新的老年大学教育，将会迎来新生面——通过数字技术以及各种互联网平台与人工智能产生深度融合，从而逐渐形成新的教学秩序和教育生态，对“教”与“不教”、“不教”与“学”的变革产生出深刻的乃至深远的影响。
当然，这需要老年大学共同体——学校管理者、教师和老年学生共同在这“人工智能+” 时代实践“不教之教”的教育学。
（一)“人工智能+” 时代要求学校管理者实践“不教之教”的教育学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关于教育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文中提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并指出 “这种个人同他自己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老年大学教育在“人工智能+” 时代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伊里奇也认为，要实现“不教”的理想，就必须强调社会共同体所有成员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的责任。只有实际地参与到社会上各种有价值的学习之中，自由地决定学什么、怎么学，才能有利于学生的成长。通过学习的社会化，每个人为自己的非学校化教育负责。在非学校化社会中，学习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活动，并不需要其他人的控制和掌握。学习就是参与到社会的意义背景之中的结果。
这就把各种教育资源置于学习者的主动的控制之下，使学习成为自我创造式的教育。教育的网络确定了新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了新的与世界联系的方式，而非仅仅通过教师、课程和计划的准备而进入世界。
学校管理者可以借助互联网思维重塑校园学习生态，并通过引入大数据，了解学习个体的学习特征与个体的学习情景，及时地对个体学习以及学习空间进行评估，以便作出改进和改善，甚至可以及时地调整教学资源与环境，实现传统的或“不教”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革新。
学校管理者的“聚光灯”，应该打到我们如何调动老年学生对学校最初的热情上。让学生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式学习，将教师角色从“教台上的智者”变成“学生身边的指导者”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
然而，学校管理者却并未因为要保护学生的学习权利而高程度地开发利用互联网，他们的精力大多投入在挖潜接纳及课堂教学的正常运作上，既没有专职教师及专门的技术产品研发人员，更无法在基于网络的学习方面给予更多的安排。即使使用了校园主页及QQ 群、微信群等，也主要是为了通告、宣传及交流沟通的便利。
老年大学应有意识地提高全体在校学习者的新媒体信息素养，并引领与指导他们融通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的角色身份，而不仅仅是开设几门电脑学习的课程。学者们甚至设想：“这样，当他们将来因高龄而不得不离开实体校园时，依然能够在虚拟校园里找到归属。”
正如《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指出的，要根据老年人的学习基础、习惯和特点，改变部分老年教育机构的单一教学模式：鼓励老年人自主学习，“加强数字化学习资源共建共享，促进信息技术融入教学全过程。”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老年大学管理者应该尽快把老年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二）“人工智能+” 时代要求教师实践“不教之教”的教育学
“人工智能+” 时代提供给老年学生获取知识资源丰富的渠道，教师的“教”不再是他们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而这“不教”反而会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学习方式，比如自主学习、MOOC学习、线上学习、合作学习、移动学习和自组织学习等等。教师的教学权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不教之教”，也并非意味着教师职业的消亡。莫提默·艾德勒认为，教师不是不可或缺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没有什么是必须通过教师的传授才能学习到的，似乎没有教师就不行。我不是说教师没什么用，教师是有用的。我也不是说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教师没有必要，教师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不借助于教师来学习，使之能又快又轻松地学会我们一生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但我的意思是教师仅仅是个帮手。把教师当作帮手，教师就像我们学习过程中的其他什么帮手一样，这种理解最深刻地揭示了教与学的性质。
或许还有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就是把教师视同农场主或医生。农场主并不生产田地里的庄稼，他只是帮助庄稼生长。医生并不给病人制造健康的身体，他只是帮助身体保持健康或恢复健康。所以，教师并不给心灵制造知识，而只是帮助心灵自身发现知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是所有教师的典范，他把自己和一位“助产士”相比较，由此提炼出了他的教学艺术观点。他说，我所做的只是给知识“助产”、催生，帮助他人理解心中的观念，并通过在发现活动中帮助他们，使得发现过程更轻松更不费力。
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观，已不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为此，确立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教师观，并切切实实体现在教育教学行动上，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中对教师是这样定位的：“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越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励。”这也是一种“不教”的思想，非常正确。
相反，教师的“不教”在“人工智能+” 时代却是一种重要技能。有学者指出：“作为颠覆‘教’的‘不教’方法，相较于不断升级的各种‘教’的方法，无疑更简单更便捷，也更便宜，它不需要为不断变化的教法升级设备、提升技能，更不需要其他的额外开支，你只需要大胆放手、留白，把学习的机会让给学生即可。”
克里斯坦森更认为，教师将不再花大部分时间在年复一年的统一课堂上，而是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帮助学生解决个性化问题。教师更像是教练或者导师，帮助学生发现对自己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教师将基于学生学习的电脑实时数据指导和激发学生来学习。但是，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教师需要具备与如今的学校的要求截然不同的技能，建议教师们储备一下这种技能以备未来增值。
（三）“人工智能+” 时代要求老年学生实践“不教之教”的教育学
与网络一代已然习惯于“不教”的学习方式不同，在传统教育中成长的老年一代只适应由教师“教”的学习方式。但多元智能理论却告诉我们，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不同的逻辑智能，或者语言智能、或者空间智能、或者动觉智能；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或者擅长阅读，或者擅长听说，或者擅长图形；更有不同的学习节奏，慢速、中速、快速，或者适应所有的节奏。当某种教育方式能够与个体的智能优势和天赋才能进行匹配的时候，学习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也会有更高的学习热情。换句话说，学习是由内部动机驱动的。在这一观点的支持下，我们就可以假设：学校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这也确实是当下社会对教育的真实需求。这种需求与教育供给是不匹配的，多元需求与单一供给存在矛盾，标准化的教学和测试一定会被颠覆。
“在线学习”只是克里斯坦森教育颠覆式创新的第一阶段。在线技术让原本无法学习某些课程的人有了学习的渠道，为学生提供了便利，让他们在自己最理想的时间和地点学习这些课程。当然，这需要学校管理者为老年学生与高校或相关企业联手开发并做出安排。
克里斯坦森教育颠覆式创新的第二个阶段，是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技术”。这里的技术并不单指信息技术、电脑技术，还指教育技术、教学技术等。在这个阶段，软件已经可以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学习各种学科。虽然以电脑为基础的学习相对于统一的教师讲授已经是一种颠覆了，但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技术相对于个人导师又是一种颠覆。和所有的颠覆式创新一样，以学生为中心的技术也会在未来让更多学生能够以更加平价、便捷和简单的方式予以定制。
但现在的问题却在于，要进入“人工智能+” 时代的“不教”的老年大学，老年学生却大多疏离信息技术，不仅信息稀缺，也信息失衡，或可谓信息的贫困者。
200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原则宣言》，宣言设想：“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皆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并使个人、社区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以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改善其生活质量。”可是，目前的老年大学教育课程，却离这个“原则”——发挥潜力，促进发展，改善生活质量——甚远！大多只是围绕着打发休闲时光来设置，难以满足老年人通过文化积累的再度更新以补偿生物功能下降的心理。
数字技术媒介渗入日常生活的速度与程度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尤其是当相关产品的推广不设技术门槛之时。电脑、手机等终端并不要求使用者具有过于复杂的知识储备，即便是令老年人起初比较为难的输入法，也随着手写、语音以及各种越来越体贴的工具出现而得到改变。博客（微博）、微信、QQ 等媒体的使用，事实上已成为许多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由于老年学生、教育管理者、学习资源建设者等各方面存在着不甚协调的问题，因数字而形成的鸿沟依然给老年教育带来不少的障碍。
已经开始接受老年教育的学习者，对于互联网以及衍生的相关技术产品并不太陌生。从我们所获取的调查数据看，学习者对具有网络功能的学习设备（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等）的拥有率是相当高的；网络学习环境也不错，98.6%的家庭开通了互联网，其中91.2%的家庭使用了“WIFI”，90%的人有一年以上的上网经历，64.16%的老年人每天至少上网一次。然而老年学员上网关注的主要内容并非课程学习，只有10.8%的人表示留意过此，而跟踪某课程且持续完成学习的更在少数。因此，老年大学的毎一个学习个体必须以数字技术为媒介进行自适应学习，使得实现个体能力的自我完善与提升。
三、不教之教，教育本质不变
数字技术正在使教育乃至老年大学教育发生重大的革命性变革，虽然是“改变教育方式，要从教师的‘教’转变到学生的‘学’”，亦即是实施“不教之教”的教学方式，但是教育的本质不会改变。老年大学教育传承文化、创造知识的宗旨不会改变，把老年学员培养成为现代老人的根本目的也不会改变。
老年大学教育的本质可以用《老年教育发展规划》里的“指导思想”来概括：“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为目的。”老年学生通过“不教之教”的自我实现，给自己“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体力与脑力能力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也更新他们自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1980版）
实施“不教之教”的教学方式，老年大学和教师不会消失。2015年11月4日，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通过了《教育2030行动纲领》并发布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70年以来，继1972年发布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和1996年发布的《教育，内在的财富》以后的第三份重要报告，这份报告必定像前两份报告那样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报告着重支持“不教”的理想，它指出，数字化、互联网大大拓宽了学习空间，给以课堂为中心的学习带来挑战。报告介绍了慕课（MOOC）和移动学习的方法和特点……因而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从传统教育机构，转向混合、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学习格局。报告还特别指出：“学校教育和教师不会消亡！”报告说，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学校和教师起什么作用？会不会消亡？回答是否定的。某些人起初预测，教师职业会消亡，数字技术将逐步取代教师。但报告认为，“这种预测已不再令人信服”，有人认为未来的学校会变为学习中心，但这种中心如果没有教师的话，那只能说是自学而不是教育，教育必须具备学生和教师两个主要要素。
在数字技术时代会采用“双教师模式”，即教师和虚拟教师助理。“助理”接管教师的常规任务，以使他们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对老年学生的向导，或引导学习者（从幼儿时期开始，贯穿整个学习轨迹）通过不断扩大知识库来实现发展与进步。因为人只能由人来培养，不可能由机器来培养，数字技术替代不了教师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与影响。
报告最后呼吁：因为人的许多学习是非正式的，“我们在生活中学习到的许多知识并非有意为之。这种非正式学习是所有社会化经验的必然体验。”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不教之教”和非正式学习——“在这个新的网络世界里，教育工作者需要帮助新一代‘数字网民’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以应对现有数字技术乃至今后更新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 潘涌.不教之教，方为至教.光明日报，2014.9.30.14版
[2] 谭维智.不教的教育学——“互联网+” 时代教育学的颠覆性创新[J].教育研究，2016.（02）
[3] 顾明远.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J].新华文摘，2016.（07）
[4] 白松林.“互联网+”视野下的教育改革趋势与教学思路调适研究.中国成人教育[J]，2016.（08）
[5] 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上册）（下册）[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等，1995.08第一版
[6] 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诸子集成（上册）（中册）（下册）[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等，1994.08第一版
[7] 白松林.“互联网+”视野下的教育改革趋势与教学思路调适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6..（08）.
（作者 梁烈，系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特约研究员）
